1982年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之际，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是一套在读者心目中比较知名的丛书。第一辑50种，锲而不舍17年，已出8辑340种，计划到2000年出齐400种。400种后还要继续出。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1954—1982，这风风雨雨30年，一套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能如此，在其背后必然还有很多感人的历史。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党中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来应该由其完成的事，很多没有做，或没有完成。例如介绍世界古典的和近代的思想、著作，他们只做了一点，没有完成。作为一种思想资料，资产阶级的，特别在其上升时期的思想、学说，无产阶级是应该知道的。于是这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时在1954年，作为一件大事，列入了国家计划。当时文化部决定由三联书店牵头，由全国9个有关出版社一起来搞。商务印书馆也在这9家之中。
在三联书店负责人陈原同志主持下，由史枚具体操作，访问、请教了社会科学界各部门的专家学者，最后汇总成一份《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收书1640多种。
定了翻译西方理论著作的方针后，理论著作就要有个通盘考虑，分为3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著作由三联书店出版；西方，或说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交给商务比较合适。虽然后来基本上独力承担这项翻译工作的商务是在1958年4月才独立建制，中间因“反右”而有所中断。直到“反右”结束，1958年2月文化部党组将该项计划中商务印书馆重新建制，承担翻译出版世界名著任务的报告，报经中宣部转报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和彭真同志批准了该报告。商务起动。
虽然从1958－1966年初8年时间，去除“社教”、“四清”等，实际工作时间不多。但这几年出书还是不少。8年中商务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种。
8年，去掉下乡，没有多少时间，出版名著将近400种，很了不得。这个数字是解放前整整半个世纪全国有关出版单位所出此一等级著作的168．8％。这是学术界巨大支持的结果。
世界名著是属于全世界的。但为了能使各个民族较广泛接触这些文化，使之成为其文化积累的一部分，不仅要翻译，而且要结集。所以这些书在西方国家均不仅翻译还都组成大部丛书。在1966年前，如果将几百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后结成丛书，非全军覆没不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条件在已出的几百种里逐步挑选并再加工成为丛书。这是1981年开始的事。
商务翻译世界名著，一直有规划。规划都曾向各界学者咨询，所以科学性较强，经得起“风浪”。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是种约束，出书不容易走偏。1984年，1980年的翻译出版近期规划接近完成。语言学和地理学著作也完成得很好。这就提出下一步的规划问题。另外，邓小平同志在年初提出的大约四五十年期间内，把世界各国的名著都翻译出的意见是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新的任务。对于这一任务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商务印书馆应该自觉和认真对待。这样就有制订新规划的要求。
作为开门办社的固定方针，规划会议每隔四、五年举行一次。1984年规划会后，1989年12月又一次召开。这次胡乔木在上海，发来了贺信。信中除对已取得的成绩表示感谢外，还说他“个人意见，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重要社会运动、重要民族运动的历史和现代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重要历史著作，各门科学史著作和科学基本理论著作。各种艺术史著作和艺术基本理论著作，外国对中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的权威著作，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等等，有待介绍的著作很多很多。”他所谈到的具体方面，无疑可以理解为是对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所谈指示的具体化。这是涉及诸多方面的要求，显然不是一个商务印书馆能负担的。所以他建议“可考虑由几家出版社经过协商，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联合出版，以利事业的推进而免工作的重复；如情况许可，可出普及版（甚至缩写版，但要有严格限制，以免粗制滥造）；为了推进这项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建议由国家设立基金和保障、奖励制度。”他还提出：“译本要有较好的序言”。从1984年至今已过去15年，乔木同志的信也已10年，组织全国学术界开展研究，制定翻译外国学术名著长期规划，逐步实现小平同志的建议已经刻不容缓。特别在出版经营比15年前已有极大不同的今天。国家正在研究“十五规划”，希望有关部门能统筹此一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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